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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17岁才踏入学校,没听过「犹太人大屠杀」,同学当她是怪胎⋯

她17岁才踏入学校,没听过「犹太人大屠杀」,同学当她是怪胎⋯

一月一日当天,母亲开车送我展开新生活。我带的东西不多,就是十几罐蜜渍水蜜桃、床单、用垃圾袋装的衣服。我们驶下州际公路时,眼前的风景变得破碎、崎岖,陡峭的落矶山脉取代起伏不大的熊河丘。大学坐落于瓦萨奇山脉中,白色山壁庄严地拔地而起。山景雄伟,但是这种美却带有侵略性,令人胆怯。

我的住处在校园南方一哩,有厨房、客厅和三个小房间。其他女生还在过圣诞假期,所以没回来;我之所以知道室友是女性,是因为杨百翰大学不准男女同宿。我几分钟之内就把行李从车上搬进屋里,母亲和我尴尬地在厨房站了一会儿,她抱抱我便离开。

我独自一人在寂静的公寓住了三天,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安静。没有一个地方安静,以前我在城里待的时间都不超过几小时,觉得随时都有各种奇怪噪音入侵。我听得到每个声音,好比行人号誌灯的警示声、尖锐的警笛声、气动剎车器的嘶嘶声,就连行人压低的说话声也不例外。我的耳朵不堪其扰,毕竟我早已习惯山区的宁静。

第一个室友抵达时,我已经严重失眠。她名叫珊侬,上的是对街的彩妆学校。她穿了长绒粉红睡裤、白色细肩带紧身上衣,我紧盯着她露出来的肩膀。以前我也看过这种打扮的女人,爸爸说她们是异教徒,我向来避免接近她们,深怕染上她们的败德行径,结果现在我的住处就有一个。

珊侬打量我的宽鬆法蓝绒大衣和男性化牛仔裤,眼神明显表露出失望。「妳几岁?」她问。

「我大一。」我不想承认自己才十七岁,应该念高一。

珊侬走向水槽,我看到她的臀部上印着「多汁」。我已经无法承受,只能退回房间,低声说我要睡了。

「好主意。」她说:「明天很早就要上教堂,我老迟到。」

「妳上教堂?」

「当然。」她说:「难道妳不去?」

「我当然会去。可是妳……妳真的会去?」

她瞪着我咬唇,然后说:「八点要到教堂,晚安。」

我关上房门时,思绪一团乱。她怎幺可能是摩门教徒?

爸爸说到处都有异教徒,多数摩门教徒也是,只是他们不自知。我想到珊侬的紧身衣和睡裤,顿时发现,也许杨百翰大学里的每个人都是异教徒。

另一个室友隔天才到。她名叫玛丽,是主修幼童教育的大三生。她的穿着符合週日上教堂的摩门教徒在我心中的印象,花裙长度及地。她的服装就像某种暗号,表示她不是异教徒,有那幺几小时,我觉得自己没那幺孤单。

但也只持续到当天晚上。玛丽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说:「明天就开学,我该去採买杂货了。」一小时后,她带着两大纸袋回来。安息日不能逛街,我週日连一包口香糖都没买过,但是玛丽却百无禁忌地拿出蛋、牛奶、义大利麵,浑然不觉得她放进共用冰箱的每样东西都违反了上帝的诫命。最后她拿出一罐健怡可乐,那也是违禁品,我又再次逃回房间。

隔天早上,我搭公车搭错方向,等我回头,几乎已经快下课。我尴尬地站在教室后方,后来那位五官精緻的纤细女教授示意我去坐前方唯一的空位。我坐下时觉得所有人都盯着我看,那是莎士比亚的课,我选这门课是因为我听过莎翁的名字,觉得这是个好兆头。来上课之后,我才知道我对他一无所知,只听过他的大名。

下课钟响,教授走到我桌前。「妳不该来这里。」她说。

我困惑地看着她。我当然不该来,但是她怎幺知道?就在我打算全盘托出,承认我从没上过学,也没达到高中毕业标準时,她补上一句:「这是大四上的课。」

「有专门开给大四上的课?」我说。

她翻白眼,当我开了无聊玩笑。「这是三八二,妳应该去一一○。」

我几乎走过整个校园才恍然大悟,我查了课表,第一次注意到课程名称旁边的号码。

我到注册组,办事人员说大一课程已经满额。他们请我每隔几小时就上网,如果有人退课,我就可以补上。那週快结束前,我已经挤进英文、美国史、音乐和宗教的导论课,至于西方文明艺术史,我只能选到大三课程。

大一英文的教授是二十八、九岁的活泼女性,她屡屡提到「论文形式」,还不断向我们保证高中已经学过。

下一堂的美国史课堂以先知约瑟.斯密命名。我以为美国史应该很简单,因为爸爸教过美国开国元勛,我对华盛顿、杰佛逊、麦迪逊知之甚详。结果教授几乎没提过他们,只说到「哲学基础」、西塞罗和休谟的着作,这些名字都是我前所未闻。

教授第一堂课就告诉全班,下一堂课要测验我们有没有温书。我努力和课本密密麻麻的段落奋斗了两天,但是文中的「公民人文传统」、「苏格兰启蒙运动」就像黑洞,将所有字眼都吸进去。我考是考了,只是每个问题都答错。

那次失败难以消化。我能不能安然念完?我的教育所得到的养分是否足够?那是我第一次受到检验。考试之后,答案昭然若揭:显然不够。有了这点体悟,我可能懊悔自己的养成背景,结果没有。随着我们父女之间的距离拉长,我反而越来越忠诚。在山上,我可以反骨叛逆。但是在这个明亮又嘈杂的城镇,四周尽是伪装成圣人的异教徒,我则谨守他教导的每个真理、每个教条。医生是「沉沦之子」,自学是上帝的诫命。

一次考差无损我重新拥抱教义,但是某次西洋艺术课却动摇了我的信仰。

我到教室时,温暖的晨光从高墙窗边洒了满室。我在穿高领上衣的女生旁坐下,她名叫凡妮莎。「我们要互相帮忙,」她说:「全班大概只有我们两个是大一。」

一个小眼睛、高鼻子的老先生拉上窗帘,开始讲课。他打开开关,投影机的白光照亮教室,幻灯片投影出一幅画。教授讨论构图、笔触和历史。接着又一幅幅解说。

后来出现一张独特的画作,画中男子戴着褪色帽子,身穿大衣,背后隐隐约约有道水泥墙。他手里拿着一张小纸头凑在面前,但是他没看着纸,而是望着我们。

我打开为了这堂课买的画册看个仔细,图下有斜体字,但是我看不懂,有个黑洞般的词彙吞噬其他字眼。我看过同学发问,便举起手。

教授点我,我大声唸出那个句子,看到那个词彙时,我顿住。「我不认得这个词,」我说:「请问这是什幺意思?」

班上鸦雀无声,没有嘘声,没有人要大家安静,而是极度静默。没有人翻书,没有铅笔刮过纸张的声音。

教授紧抿着嘴。「谢谢妳来这招。」然后继续看笔记。

接下来的课,我几乎纹风不动。我盯着鞋子,纳闷究竟发生了什幺事情,为何每次抬头都有人看着我,当我是怪胎。我当然清楚自己是怪胎,只是不明白他们怎幺知道。

下课钟响,凡妮莎将笔记本推进背包,接着停下动作说:「妳不该拿那种事情开玩笑,不好笑。」我还来不及回答,她已经离开。

我假装外套拉鍊卡住,等所有人出去才离开座位,避开别人的目光。我直接奔到电脑教室,查「犹太人大屠杀」(The Holocaust)。

我不知道我坐在那里看了多久,总之后来终于看够。我向后靠,盯着天花板。我大概太震惊,究竟是因为读到的资料太恐怖,抑或发现自己太无知,我就无法确定了。我记得自己愣了一会儿,想的不是集中营,不是乱葬岗或毒气室,而是母亲的面孔。一种奇怪的情绪涌上心头,那种感觉强烈又陌生,我不确定那到底是什幺感受。只知道我想对她大吼,对我的亲生母亲大吼大叫,那个念头着实吓到我。

我搜寻记忆,「犹太人大屠杀」其实不是完全前所未闻。也许母亲教过,可能是我们摘玫瑰果或做山楂酊剂时。我的确依稀记得,许久之前,犹太人在某个地方遭到杀害。但是我以为规模很小,例如「波士顿大屠杀」那类小型冲突。爸爸常提到那件事,说五个平民遭到残暴专制政府杀害。误会两件事规模相当(五之于六百万)简直是不可思议。

我在下堂课之前找到凡妮莎,道歉我乱开玩笑。我没解释,因为我办不到。我只说抱歉,下不为例。说到就要做到,所以我那学期没再举过手。

那个週六,我坐在堆满作业的桌前,当天就得完成所有功课,因为我不能违反安息日的传统。

我从早读历史课本读到下午,依旧不太明白。傍晚,我想写英文课的自我介绍,但我从没写过文章,也不知道该从何下笔,我只论述过罪孽和悔改,而且没人读过。我不知道何谓老师口中的「论文形式」,只能潦草写几句又画掉,再从头来。我就这样来来回回,忙到半夜十二点之后。

我知道我该停笔,现在已经是安息日,但是我还没开始写週一早上七点前要交的音乐理论作业。我说服自己,起床之后才是安息日,便继续奋战。

我醒来时是趴在桌上,房间已经大亮。我听到珊侬和玛丽在厨房走动,穿上週日才穿的洋装,我们三人出发到教堂。因为会众都是学生,人人都与室友一起坐,我便和她们坐在同一张长椅上,珊侬立刻与后面的女生攀谈。我环顾四周,惊讶地发现许多女人穿的裙子还遮不住膝盖。

和珊侬聊天的女生说,我们下午应该去看电影,玛丽和珊侬附和说好,我摇头,因为我不在週日看电影。

珊侬翻白眼低语:「她非常虔诚。」

我始终知道父亲信仰的是不一样的上帝。从小我就发现,虽然我们和镇上的人去同样的教会,我们的信仰却不一样。他们相信要端庄,我们亲身力践。他们相信上帝医治的能力,我们将伤病交给上帝裁决。他们相信要迎接「耶稣再临」,我们準备就绪。自从我有记忆以来,我只知道我们家才是唯一的真正摩门教徒。然而进大学以后,我在这个小教堂中头一次发现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巨大。我懂了,我可以和家人一道,也可和非教徒同行,只能选边站,中间没有灰色地带。

礼拜结束,我们排队进主日学校。珊侬和玛丽选了前面的座位,还留一个位子给我,我却犹豫了,想着我已经违反安息日的规矩。我才进大学不到一週,却从上帝那里偷了一小时。也许那就是爸爸不赞成我来的原因,因为他知道和他们同住,和那些信仰较浅薄的人一道,我可能会变得和他们一样。

珊侬向我挥手,尖领领口更低了。我走过她身边,在角落坐下,尽可能远离她和玛丽。我喜欢这种熟悉的座位安排,缩在一角,远离其他孩子,就像孩提时代每週的主日学。自从上学以来,这是我唯一熟悉的场景,而且我乐在其中。